杭州70年商业简史上篇 | 1949—2000年 ②
————70年城市商业变迁史系列报道
编者按：城市是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商业是城市的守望者。重温它们的生长故事，可为这座城和生活在城市中的人，呈现“不思议”的体验与独家记忆。
正值新中国成立70周年节点，赢商网全国19城联动，特别推出《70年城市商业变迁史》大型专题，此为杭州上篇，承载1949年新中国成立至2000年杭州之商业变迁。
10月23-25日，在深圳举行由赢商网主办的《2019年中国体验式商业发展论坛》上，将开设“70年城市商业变迁史”特辑。
一个承载商业的全新经济体初露锋芒。
“夜班之后可以在巷子口买到面条、馄饨各种小吃，鲜鱼、鲜肉和鲜菜在菜场都有卖。”这是记录在《建国初期杭州市社会经济的研究》中一段对当时杭州市场场景描述。不难看出，虽身处物资匮乏年代，又经历了战争的“洗劫”，但杭州民众对买卖生意的热情依旧不减，且极具幸福感。
这与1949年5月3日杭州解放以来政府实施的物价调控、物资调剂、精简节约以及发展生产等措施密不可分。当时，货币与商品可以直接交换，范围涵盖了全部生产资料、生活资料，以及饮食服务业，是政治经济学中所讲的商品与货品直接自有交换的时期，也预示着杭州正迎来真正意义上的商业。
从1949年到2000年的整整52年中，杭州商业经历了从商品匮乏到逐步丰富的阶段，也是社会主义商业从开始建立到发展完善的阶段。途中历经计划经济下的曲折发展；也因迎来新中国百货行业的首个“黄金期”，而掀起杭州“十大商场”时代；到后来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杭州逐步形成以大型商场为中心，专业市场为特色，其他商业网点相配套的商业格局。
1949—1953年：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
1949年5月，杭州解放，国民经济进入恢复时期。据史料记载，1949年杭州解放前，有大小百货店180家；隔了几个月，立刻增加到192家，足以证明商户对杭州未来充满信心。
政府开始设立国营商业企业，国货陈列馆由杭州市贸易总公司接管，更名为“百货公司”，为杭州市最早建立的国营零售商店。1950年5月，中国百货公司浙江省公司第一门市部成立（即今解百）。
△国货陈列馆（现解百）
当时的人民政府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方针，对有利于国计民生的行业采取扶持政策。同为老牌百货店的豫丰祥，在经营上保持着领先地位。不久以后，百货业孙继泰、郭铭之、王远道等响应政府号召，带头搞行业公私合营。豫丰样名列其中，成立公私合营东南第一百货企业公司。
△至今在豫丰祥中仍能见到不少老底子商品
在50年代初，杭城私营零售商店还有相当强的势力，私营百货、棉布、皮鞋等行业在零售额上还占有很大比重，与当时力量还较薄弱的国营商店相抗衡。
因为政策对路、公私兼顾，杭州商业发展欣欣向荣；但商业总体上以私人商业为主，零售业和饮食服务业几乎全部为私人商业。
1953—1978：计划经济下的曲折发展
好景不长，受计划经济影响，杭州商业一度陷入低迷期。“票证+限量”成了当时消费品领域最显著的特征。
1953年，国家对粮油实行统购统销，接着棉布也凭票供应。商品与货币不能直接交换，货币必须加持各种购物票证才能换到商品。杭州进入到一个商品短缺、匮乏的时期。
当时，全国各地的商品票证通常分为“吃，穿、用”三大类。吃的除了各种粮油票外，还有猪、牛、羊肉票、鸡鸭鱼肉票，鸡鸭蛋票，各种糖类票，各种豆制品票及各种蔬菜票等；穿的除了各种布票外，有化纤票、棉花票、汗衫票、背心票、布鞋票、棉胎票等；用的有手帕、肥皂、手纸、洗衣粉、火柴、抹布票、煤油票、各种煤票、商品购买证、电器票、自行车票、手表票，还有临时票、机动票等五花八门，涉及各个领域的方方面面。
△各种购物票证
“光有钱还不行，必须带着各类票证去供销社凭票换取。”生于1962年的个体经营者陈先生回忆起曾经度过的16年计划经济生活，一脸惆怅，“苦”是他对那段时光最深刻的记忆。“我们是农民，分不到粮票，吃不饱是常态。”为了维持生计，年仅9岁的他，偷偷用船在水上做一些当时不合规的商业买卖。“因为我是未成年，被发现了也不会被冠以’投机倒把’的罪名。”
时运不济的还有当时杭州的国货陈列馆，几经易主，多次被更名。直至1958年，才正式被命名为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并以“大”和“全”成为杭州及浙江省商店的头块牌子，被称为“浙江第一店”。同年，中商部号召全国商业工作者，向北京天桥百货商场学习。夹缝中求生，杭州也掀起了“学天桥，赶天桥”的竞赛活动，提出“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带给顾客”。
这点上，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在当时算得上是模范。“营业人员服务好，招待顾客满面笑，搬来凳子叫请坐，茶杯毛巾齐送到，百问百挑都不厌，人人称心齐叫好！”一位顾客1958年在解放路百货商店（以下简称“解百”）的意见簿上留下这样的打油诗。据解百方透露，1958年全年，其曾收获顾客书面表扬信7万多封。
△杭州解放路百货商店
到了1959年国庆，解百的供应品种已由原来的6000余种增加到2万余种，逐步形成了“大而全”的经营特色。
但因“大跃进”急于求成，打乱了国民经济秩序，浪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在这种形势下，解百的供应也受到了严重影响，经营品种下降到900余种，年销售额一直在1000多万元徘徊。
1978—1992：新中国百货行业迎来第一个“黄金期”，杭州掀起“十大商场”时代
随着1978年党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中提出“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方针，改革开放之下，杭州商业再次重整旗鼓，开始从计划经济到市场经济转轨。
到了1985年上下，新中国百货行业迎来首个“黄金期”。据不完全统计数据，当时全国有25个大商场，17000多个百货零售店。也是在那个时候，杭州的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有了极大的跨越。从早前的每年几个亿增长，到了当年10亿的跨度，增幅达131.7%。
△20世纪80年代杭州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呈现指数增长（来源：杭州统计年鉴）
同样是在1985年，解百销售额突破亿元大关，达11173万元；杭州大厦前身——杭州工业大厦动身兴建，并于3年后的1988年正式更名为杭州大厦开始对外营业，主要为工艺品展销中心。
时间推移至1989年，解百年销售额已增至22119万元，在全国百货店中属于领先地位。同年5月，以熊启放为团长的台湾大型贸易投资商务考察团一行73人，到杭州进行商务投资考察。年底，全市食盐、食糖、火柴、肥皂敞开供应。
“80年代末的商业正处在一个从原来的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的阶段。”杭州百年企业解百集团董事长童民强在接受《赢商网》采访时谈及，“商品供小于求，整体市场需求急剧增长。”受逐渐浓厚的杭州商业氛围熏陶。了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以杭州解百、杭州百大、杭州大厦、供销大厦、国大百货、工联商厦、天工艺苑、景福百货、华侨商厦、新天龙商厦为代表的商业项目开启了杭州“十大商场”时代。
1992—2000：杭州逐步形成以大型商场为中心，专业市场为特色，其他商业网点相配套的商业布局
1992年岁首，改革开放总设计师邓小平同志南巡，坚定改革开放道路；南巡讲话上，一句“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吹响了一代改革人前进的号角。
△邓小平同志南巡
同年，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国家允许外资进入特定地区特定领域的零售市场；国内的商贸业遂形成了百货、超市、便利店、专卖店等多种业态并存的格局。
全国销售过亿元的百货商店从1991年的94家，增长到了1996年的624家，5年间增长了6倍多。期间，大型百货店零售额以平均21%的速度递增，最高年份的利润增长高达64%，国营商业有了一些“市场经济”的气息。
与此同时，杭州大型零售商场兼并、联合、消亡、新建此消彼长。从“十大商场”时代，迈入更为聚焦的商业新纪元。
一来，杭州华侨商厦和杭州友谊商场，因经营不善而导致严重亏损，渐渐被人们遗忘；解放路官巷口附近的供销大厦，曾改成白天鹅酒店，后成新开元大酒店总都；新天龙商厦也于1998年被杭州大厦兼并，退出历史舞台……再则，杭州百货总公司、杭州交电家电总公司等4大国有批发商业单位实现强强联合，组建了大型商业批发集团——杭州华商集团，成为当时杭州市批发企业的“航空母舰”。要知道，这在全国商业系统尚属首例。
加之1993年杭州首家上市公司“天目药业”于上交所挂牌交易；同年，杭州最高建筑杭州大厦重装开业；以及1994年初，“万向钱潮”和“杭州解百”的前后上市；1996年解百组建集团；1998年武林银泰开业；杭州大厦也从杭州工业大厦起步，在其后几年激烈的竟争中脱颖而出，与百大、解百形成三足鼎立之势……杭州现代商业气息愈加浓郁。
同时，连锁超市也呈现出强势发展。1998年末，市区连锁经营企业达30个，连锁门店412家，比上年末增加102个，销售额16亿元，比上年增长33%，相当于有开出两个百大。
一年后，各类连锁企业进一步发展，年末市区28家连锁企业拥有门店440个，比上年增加28个，年销售额23.17亿元，比上年增长38.7%。
2000年初，杭州已逐步形成以大型商场为中心，专业市场为特色，其他商业网点想配套的商业布局。
写在最后：
前50年，杭州商业正值奠基时光。顺应市场，背靠政策，学习模范项目，再在此基础上摸索出一套符合杭州自身发展的商业模式，大胆经营、立足商届；后20年，基于前期商业驱动，杭州再发力，成就电商之城，世界之都。
参考文献：
《1999年杭州统计年鉴》
《杭州商业志》1996年 浙江大学出版社出版
《杭州市志》1988——2005第一卷
《杭州第二商业志》1996年 杭州出版社出版
《建国初期杭州市社会经济的研究》
《杭州百货老字号》杭州市档案局（馆）编
《受伤的“东方日内瓦”杭州往事1967-1978》 （维维说房公众号）
《过去20年的杭州商业，你应该知道的10件事》（透明售房网）
《跨越百年的杭州商业力量，唯有创新不变》（杭州日报）
《三句不离本杭》作者: 阮毅成（抗日战争初期任浙江省政府委员兼民政厅厅长）
《民国时期杭州社会生活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