雾霾压城 京津冀该如何构筑在转型中的领先地位
短期的空气质量问题以及长期的气候变化风险已成为中国亟须应对的问题。
显而易见,中国需要进行经济转型,向多元化、低碳和创新型经济过渡,也就是转向经济和环境都更加可持续的增长模式。
根据保尔森基金会的定义,可持续经济转型是指经济与产业的转型,摒弃从前高污染重工业的发展,以低碳、高效利用资源、涵盖服务型产业的多元化模式发展,以大批人才推动创新为支撑。这种转型与实现中国的经济和环境目标休戚相关,符合国家空气质量目标和应对气候变化的要求。
举例来说,“十二五”规划(2011~2015年)要求优化战略性发展、有效利用资源和优先推动低碳发展,即将公布的“十三五”规划(2016~2020年)很可能再次强调这一指导思想。
针对总体的空气质量问题,中国在2013年颁布《大气污染防治行动计划》,为治理大气污染设立了框架,同时对包含京津冀在内的三大重点区域制定了详细的步骤和目标。2014年发布的《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对减少碳强度,并为中国在2030年左右达到二氧化碳排放峰值的目标做出了新的全国性规划,细化了国家对低碳发展的承诺。随后,根据《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中国在2015年6月发布《中国国家自主贡献》(INDC)文件,正式确定了到2030年的各项自主行动目标。
中国正面临环境污染、快速城镇化以及经济下行压力,需要促进工业多元化发展,不再以高污染重工业为基础。为此,中国正在优先考虑经济转型,以期解决这些问题。
京津冀地区(北京、天津、河北)突出代表了可持续经济转型过程中的机遇和挑战。最近,中国政府将京津冀经济协同发展列为重点,以期带动地方发展。河北省拥有中国规模最大的几个钢铁企业,也有全球污染最严重的几个城市,已成为政府提高产业效率、控制空气污染的重点地区。
鉴于其多元化经济构成、强有力的政策和监管环境,以及在中国的中心位置,京津冀地区有望大幅度减少污染排放,为全国范围内推广可持续增长模式的变革奠定基础。如果能脚踏实地落实政府的宏伟目标,那么京津冀此刻正在发生的积极变化也将在全国铺开。
工业增效和经济转型
重工业引领中国走过了举世瞩目的30年经济发展历程,但也是空气污染的最大来源,已成为阻碍中国未来发展的主要障碍。例如,钢铁、焦炭和水泥行业已成为全国最大的常规污染物和温室气体污染源,在京津冀地区尤甚。
近年来,政府已经采取了严厉措施,减少对高污染重工业的依赖,削减过剩产能,将不经济的、低效率的制造过程减到最低。
由于重工业是京津冀地区经济的核心,提高工业效率和促进经济转型的政策势必产生深远的影响。京津冀地区的经济结构如今一分为二:北京和天津的城市经济相对集中于服务业和政府,经济较落后的河北省严重依赖于工业。
2014年,河北省GDP中第一产业和第二产业分别占6%和41%,截至2012年,两大产业约占全省总就业率的三分之二。省内的主要制造业为钢铁,建筑材料包括水泥、玻璃等也占据重要地位。2013年,仅这三大行业即占河北省GDP的大约三分之一。河北也是中国最大的钢铁制造省份,占2014年全国钢铁产量的28%;该省每年的钢铁产量超过世界第二大钢铁生产国日本。
优先发展工业减排和提高工业能效
根据保尔森基金会和清华大学的一项合作研究,中国尤其是在京津冀地区,有充分理由把治理污染的重点放在提高工业、建筑和交通的能效上。
该研究涉及五大领域:建筑业、电力、工业、交通运输和农业,分析了各领域减排对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的影响;并以京津冀地区8个城市为例,具体分析了每个领域减排(涉及所有污染物)对环境PM2.5浓度的影响。鉴于工业是京津冀地区最大的排放源,该模型还进一步分析了工业内部各子行业减排会产生的影响。
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显示,减少工业排放和建筑物排放(主要因供热导致)对空气质量的影响最大,但在不同的城市和不同的季节会有变化。研究表明,除了季节因素以外,从当地(城市)和整个地区的角度来控制空气质量也很重要。
清华大学的分析揭示了不同季节的减排工作应考虑的不同细节。在公共供暖达到高峰的冬季,家庭部门减少30%的排放,会对京津冀大多数城市的PM2.5浓度产生相对最大影响。工业减排30%对冬季PM2.5浓度的影响略小于家庭部门(主要是供暖)。但在夏季,工业减排30%对京津冀所有城市空气质量的影响远远超过其他部门。
研究进一步分析了工业部门各子行业,即钢铁、冶金、水泥、化工和玻璃行业对空气质量的影响。结果表明,对京津冀地区城市空气质量潜在影响最大的是钢铁和冶金。
对重工业城市(例如石家庄、保定和唐山)而言,钢铁行业减排30%,将使空气质量改善3.5%(考虑所有污染物),效果远超其他子行业。研究结果为全国、地区和大城市的决策者提供了有用的参考。
首先,研究结果强调了减少工业和公共供暖排放对改善空气质量的重要影响。尽管公众通常关注最明显的污染源,如北京、天津等大城市交通拥堵时的汽车尾气排放,但清华大学的研究结果显示,交通运输部门减排的效果远远低于工业减排。此外,调整公共采暖政策,例如用天然气或电力取代煤炭供暖,也将对减排产生明显影响。
其次,决策层应重点识别钢铁和冶金行业最经济的减排方案,因为这两个行业对京津冀地区大部分工业城市(例如石家庄)的空气PM2.5浓度影响最大。
节能减排的巨大潜力
虽然有人认为,减少工业排放的唯一方法是抑制经济增长,但事实上,减排与发展经济完全可以相互促进。
工业部门增效不仅可以减少排放以及相关的经济成本,而且可以通过减少燃料支出来节约开支。由于中国经济过度依赖重工业和投资,因此向服务和消费行业过渡不但具有减排潜力,还可以促进经济多元化发展及长期增长。
如前所述,钢铁行业是节能减排政策的合理首选。近20年来,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钢铁生产国,到2010年,炼钢消耗的一次能源占全国制造业的27%。
对严重依赖钢铁行业的京津冀地区而言,该行业的升级对改善京津冀地区空气质量尤其重要。上世纪90年代以来,通过节能技术和行业优化提高效率(许多是政府强制项目),全国钢铁制造业的能耗都有所降低。根据2012年对50家钢铁企业的分析,在1994年至2003年期间,钢铁部门的能源效率提高了60%,而且仍有继续提高的巨大空间。
鼓励进一步技术升级和提高能效的政策措施,包括余热回收、提高生产和监控的自动化程度,以及预防性维护等,都是优化工艺流程及减少碳排放的可选办法。
中国还可以在“十一五”和“十二五”规划的基础上,继续提高钢铁制造业的能源效率。生产自动化将在这个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研究预测,在2014年至2018年期间,中国将在制造业自动化项目上投资9000亿元人民币,相当于中国的工厂自动化市场规模在3~4年内增长一倍。
新兴清洁能源产业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
除了提高产业效率以外,新兴产业也正在为中国的经济增长做出越来越大的贡献,并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执行环境政策和鼓励清洁产业发展的政策既有利于减排,又能帮助当地的经济多元发展,进而鼓励更多清洁产业和服务入驻该地区。这些新兴产业包括了可再生能源和能效。
(1)可再生能源已在京津冀站稳脚跟。
不断扩大可再生能源产能和部署,有望在京津冀地区转型成为一个低碳的、先进的经济中心的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虽然中国在可再生能源制造和部署方面领先于世界,但在京津冀地区增长缓慢。不过,一些城市开始认识到清洁能源的价值,并从这个方向开始多元化发展。
鉴于河北省本地需求较高,风能与太阳能资源丰富,输配电网与邻近省份互联较好,因此有望从风能和太阳能加大投资中获得经济与环境的双重效益。
河北已经具备大量的可再生能源产能,但可再生能源只占该省能源消耗的一小部分。从能源构成来看,河北省严重依赖化石燃料,90%的电力源自燃煤发电,煤炭、玻璃和冶金行业几乎都以煤炭为唯一燃料。可再生能源在河北省的能源构成中只占很小一部分,大部分的风能安装在风力资源丰富的承德市和张家口市。河北省到2015年的风电装机容量只有9吉瓦,而到2015年9月,全国风电装机总容量已经超过105吉瓦。
同样地,河北的太阳能资源和西班牙中部地区不相上下,而且享受较高的太阳能上网电价。但截至2015年春,河北在省级太阳能装机容量排名中排第六,在全国太阳能光伏装机总量中仅占4.6%。2015年,国家能源局为河北的太阳能新增装机容量定下了1吉瓦的目标,如果能够实现,河北将成为最重要的国内太阳能市场之一。
为了实现空气质量目标,京津冀地区积极投资清洁能源。在这个过程中,分布式太阳能的发展印证了能源系统从依赖煤电的集中式向基于用户位置的分布式的转变。例如,分布式光伏发电可以帮助京津冀地区满足电网灵活性的要求,提高电网稳定性。
尽管中央政策鼓励推广分布式能源(包括屋顶式太阳能发电),并且沿海省份拥有比德国和英国等其他领先的太阳能国家更丰富的阳光资源,但是这几个经济大省的太阳能部署都较为滞后。分析师指出,多种障碍导致了分布式太阳能普及缓慢,这些障碍包括审批流程拖沓,太阳能发电并网的补贴和支付程序繁琐,甚至空气污染本身也会阻隔阳光。
随着分布式太阳能经济效益的提高,这些障碍也在被逐渐克服。河北省的邯郸以煤炭、钢铁产业和严重的空气污染而闻名,邯郸纺织公司决定走出跨越式的一步,投资建设屋顶式太阳能设施。与其他分布式太阳能项目不同,这不是一个由政府主导的示范项目,而是企业基于实际现金回报的商业决策。此外,中央政府为分布式太阳能提供0.42元人民币/千瓦时的补贴,也是这项投资决定的一个因素。
不过,河北省普及分布式太阳能仍有不少障碍。目前,如果没有政府的补贴,分布式太阳能光伏的成本仍然过高,不像世界有些地区太阳能已经达到终端用户电网平价。造成这种情况的部分原因是中国的电价相对较低,特别是在一些地区,当地政府为吸引工业投资而提供对常规能源的补贴。
(2)中国正逐步掌握绿色建筑技术领域的知识和经验。
建筑业能源消费约占中国一次能源消费的三分之一(包括工业建筑)。
中国的建筑面积以每年20亿平方米的速度增长,能源消费总量及由此产生的碳排放也随之增长。提升建筑能效已成为中国节能减排的重点之一。
节能技术、节能材料和集成设计都可以用来降低建筑的能源消费。但开发商、投资商和业主常常表示,在推进低能耗和可持续性建筑方面缺乏真正的动力。
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的近零能耗示范楼说明,政府示范项目可以从两方面克服上述障碍:首先,该示范楼采用了大量性价比高且适合中国的先进技术和材料,尤其适合北京的气候条件和低层办公楼使用。其次,通过与众多利益相关方的协作,包括开发商、技术供应商和国际合作伙伴,中国建筑科学研究院实现了技术推广。
与之类似的先进节能建筑对节能窗产品的需求正在拉动玻璃制造业(包括河北的玻璃制造业)的产业升级。例如,示范楼的窗户是三层、低辐射中空玻璃结构,由河北保定奥润顺达窗业集团生产。该公司从一家仅有十几名员工、手工制作玻璃制品的小公司,成长为拥有超过3000名员工、专门制造节能玻璃产品的窗业公司。中国几家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比如万科和保利集团,以及欧美的多个被动式建筑项目都采用该公司生产的节能门窗产品。
虽然中国的楼宇已经普遍安装了太阳能热水供热系统,屋顶式太阳能光伏板也已商业化并可能广泛应用,但太阳能光热吸收式制冷供暖系统的应用在中国还处于起步阶段。太阳能光热制冷供暖系统是具有大规模发展潜力的新兴技术的范例,对河北等地的就业可产生实质性的影响。 制图/张逸俊
美国匹兹堡转型对京津冀地区的启示:
从“活地狱”向“服务和创新”领导者的华丽转身
世界上的一些城市摆脱对制造业和固定资产投资的依赖,实现转型和减排的经验,可以为中国带来启示。例如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匹兹堡。
美国的铁锈地带城市匹兹堡(铁锈地带位于美国东北部地区,在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由于工业衰退而出现了严重的失业现象)在上世纪70年代因为钢铁行业的崩溃陷入衰退。
正如今天河北省以全球钢铁制造中心闻名一样,仅在半个世纪以前,匹兹堡也被称为世界钢都。上世纪后半叶,全球竞争使钢铁价格下跌,匹兹堡与美国铁锈地带其他城市一样,开始走下坡路。炼钢燃煤对环境的影响也使美国公众抵制钢铁行业。
匹兹堡在上世纪中期因严重的空气污染而恶名远播,由于工业烟雾笼罩,白天也不得不打开路灯。1948年,在匹兹堡市郊的多诺拉小镇,一场极为严重的烟雾事件造成20人死亡以及半数居民生病,最终促使州领导层采用了清洁空气条例。
经济和环境的现实问题迫使匹兹堡转向其他行业寻求发展,尤其是计算机科学、机器人及医疗健康领域。
匹兹堡的经济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目前的劳动力市场已非常多元化,仅7.7%的劳动力从事制造业工作(远低于1990年的12.6%),而教育、卫生和商业服务等知识经济行业的从业人员远远超过四分之一。
匹兹堡还在绿色建筑方面得到领先发展。例如,该市创造性地将被称为“棕地”的受污染工业废墟转变为绿色建筑。此外,宾夕法尼亚州还在过去几十年中积极发展可再生能源工业,利用强大的制造业劳动力和地理优势,引进了西班牙的跨国风力涡轮机制造商Gamesa和Iberdrola。
匹兹堡成功的关键是什么呢?克利夫兰州立大学和城市企业高管最近的报告《从金属到智力:铁锈地带的经济结构调整》认为,匹兹堡利用了强大的教育机构来巩固新的经济发展。作者用“派对东道主”作比,大学院校是东道主,欢迎新企业加入,并将它们介绍给研究、开发、技术部署、教育和服务行业的其他企业。
如今,入驻匹兹堡的企业包括谷歌、苹果、微软、英特尔、甲骨文和雅虎等许多公司。另一个“派对东道主”是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领先者匹兹堡大学。匹兹堡大学的医学中心拥有超过5.5万名员工,既是经济发展的基石,也是未来增长的种子。
以这两所大学为基础,匹兹堡在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重点发展高技术生物医学集群。如今,匹兹堡的医院和医疗中心所雇用的员工总数比钢铁工业鼎盛时期还要多。尽管人口有所下降,但匹兹堡的收入增长了,人均收入在美国前51个都市区中排位第六。
公私合作是匹兹堡成功的一个关键因素。匹兹堡政府与私营领域携手合作,将城区改造为新技术区。
经济多元化也是匹兹堡转型的一个因素。虽然该市以钢铁出名,但制造业已变得更加多元化,包括了各种不同专业和技术的企业。因此,一些公司已经能够开始向先进制造业过渡。如今,这座城市不仅是主要的生物医药集群,还是新兴机器人产业中心。金融和专业服务也是如今匹兹堡经济的主要元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