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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色小镇引发冷思考 业界称失败案例都因急功近利

第一财经APP 邵海鹏
摘要: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周南称,在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当中,成功的道路有一千条,失败的原因都是源于一个字,就是“急”。

特色小镇在全国掀起热潮之后,如今正在引起业界的冷思考。

在近日举办的2018特色小镇高峰论坛上,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展规划司副司长周南称,在特色小镇的发展过程当中,成功的道路有一千条,失败的原因都是源于一个字,就是“急”。

她认为,要给未来留下一批在经济社会发展中能够发展重要作用,经得起历史经验的特色小镇。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特色小镇建设正是新型城镇化战略的重要一环。2017年底,国家发展改革委等四部委《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提到,科学把握浙江经验的可复制和不可复制内容,合理借鉴其理念方法、精神实质和创新精神。

特色小镇的“浙江经验”

特色小镇在全国形成了一股热潮之后,如今开始趋于冷静。

2016年以来,国家发展改革委发布了两份文件,即2016年发布的《关于加快美丽特色小(城)镇建设的指导意见》和2017年12月四部委联合发布的《关于规范推进特色小镇和特色小城镇建设的若干意见》。

周南称,第一份文件在于指明方向,第二份在于规范和纠偏。这两份文件清晰指明了前两年特色小镇走过的路径。通过实践,各方面对于特色小镇的认识越来越清晰,越来越深化。

置于时代背景下,产业分工的细化、现代信息化的发达,才催生了特色小镇这一现象。浙江省社科联党组书记盛世豪认为,从小农到小商,再到小城镇,这清晰地折射出浙江的工业化路径。特色小镇正是浙江走向现代化进程中的创新举措。特色小镇能够从浙江走向全国,不仅是区域经济发展有推动的作用,更重要的是,特色小镇适应经济发展的新常态,也是现代化经济体系的重要形态。

浙江发展特色小镇的经验表明,“非镇非区”是发展特色小镇最大的一个特点。特色小镇不是行政单位,而是产业发展的载体;不是产业园区,而是企业协同创新合作共赢的社区;不是政府大包大揽的行政平台,而是以企业为主体、市场发挥作用、空间边界清晰的创业创新的空间。建设特色小镇,核心是发展产业,为产业的发展打造新的空间。

特色小镇的成功与失败

成功的特色小镇有哪些特点呢?

周南认为,首先都是遵循规律,不搞跨越阶段,不盲目追风。其次就是规划先行,无论是产业发展,还是空间规划,都做了精心谋划,富有特色。最后都是以人为本,注重基础设施和生活环境的配套,做到既重面子,也重里子,这才是成功的特色小镇。

对于浙江来说,特色小镇的发展,政府不是简单地给帽子,而是有标准,有要求,有检查,也有退出机制。这样严格的管理,使得成功率大大高于其他的地方。

不过,在地方调研的时候,她发现,特色小镇的发展,成功的道路有一千条,但失败的原因都是源于一个字,那就是“急”。有的是地方政府急,急于找到新的招商引资的名目;还有兄弟地区之间的互相攀比,使得心态着急。如果一个地方拿到了国家特色小城镇的帽子,其它地方没有,你有三个,我才有一个。相互攀比,作为政绩工程,出现心态上的急功近利。

还有的是企业家着急。企业在一个地方建特色小镇,急于获得资金、政策上的倾斜。特别是房地产的企业家,比如小一点的地产商,在前两年比较困难的时候,正在困惑不知道如何转型,他们觉得特色小镇可以有一番新的作为,至少可以先把地拿了。但他们却没有认真去研究,这个地方有没有适合发展的产业,企业做这个项目有没有盈利的能力,盈利模式是什么。

对于地产化严重的特色小镇,周南认为,要是这些现象任其泛滥,危害很大。就特色小镇这个地方,引进房地产商,搞了房地产开发,把配套做进来,地价抬起来,这个地方失去了原来的竞争力。如果弄得跟大城市一样,为什么人家不留在大城市呢?同时,小镇建设起来比较容易,而且建设起来也很快,但是建设完以后,如果没有一定的黏性把人口和企业留在这里,最终会是一堆烂摊子。除去经济实力比较强的地方,那些经济实力不够的地方,大量依靠政府举债,或者说政府投资平台来融资,来建设特色小镇,将会留下了债务风险。

今年3月,国家发展改革委印发《关于实施2018年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重点任务的通知》中表示:对已公布的两批403个全国特色小城镇、96个全国运动休闲特色小镇,开展定期测评和优胜劣汰。这意味着已公布的499家特色小镇部分面临被淘汰风险。其中增加政府债务风险、房地产化倾向严重等五种类型的小镇淘汰风险最大。

企业主导 杜绝政府大包大揽

特色小镇发展至今,已经3年多的时间。除了考虑“生”,还要考虑“活”。国家发展改革委城市和小城镇改革发展中心研究员、学术委员会秘书长冯奎称,在将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出来以外,还要考虑如何优化治理模式,推动其如何可持续发展下去。

在国外的多次考察,冯奎谈到,在美国,特色小镇的治理模式是政府做好服务工作,最重要的是依靠市场机制进行运作,特别注重为小镇居民提供很好的服务,满足其生活需要。在欧洲,地方政府强调规划的管控,由行业协会或专业化的组织机构来进行规划。实际上,在西方国家,政府、行业组织和市民这些多元主体之间构建很好的关系。

至于日本和韩国,无论是韩国的新村运动,还是日本的“一村一品”,都非常强调政府强力调控的职能,重视发挥立法、规划的作用,并且还提供专门的资金支持。这是由于他们处在追赶式的发展阶段,特别是为了解决乡村衰落的问题,中央政府出台了很多带有强制性的政策,更加全面具体地推动特色小镇或者是乡村的发展。值得关注的是,日本和韩国非常注重将发展的重心转移到小镇或者是村庄居民身上,通过提高居民素质的方式,来促进小镇的发展。

当前,在探索具有中国特色的小镇治理模式中,中国也面临一系列问题。冯奎提到,比如政府的边界如何划定。在不同的经济区域、不同的小镇,政府承担的作用有很大不同,不能采取一刀切的模式。政府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这对于不少地方政府是一个困惑,应结合不同的情景、区域,不同的发展阶段、水平,予以进一步的明确。其次,社会资本的进入不足。有的地方社会资本的力量没有大到足够支撑特色小镇,政府也要赤膊上阵,动用政府的下属平台做多方面的前期投资,往往带来后期债务风险和不可持续发展的问题。

那么,特色小镇究竟该怎么走呢?浙江省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翁建荣提到, 应该严格按照习近平总书记在2015年批示当中的“四个做到,四个杜绝”来做一些冷思考。具体来说,高质量、高水平推动特色小镇发展,就要“做到因地制宜,杜绝一轰而上;做到各具特色,杜绝千镇一面;做到以人为本,杜绝形象工程;做到企业主导,杜绝政府大包大揽。”

今年4月,浙江省特色小镇规划建设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印发了《浙江省特色小镇创建规划指南(试行)》,这是全国首个针对特色小镇创建规划工作出台的专项指导性文件。由于先行发展,浙江已经促生了特色小镇的新经济发展。据翁建荣介绍,浙江三年来省级创建小镇累计投资3150.6亿元,培育小镇两年来累计完成1114.8亿元;第二是培育新的税收,三年省级创建小镇累计产生税收605.1亿。其中2017年产生384.9亿的税收,同比增长66.8%;第三是催生了新的发明,特色小镇因创新而生,2017年省级创建小镇拥有专利发明2.7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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